桥梁,飞越江海天堑,横跨山谷沟壑,沟通五洲四海,连接此岸彼岸。建造桥梁,跨越障碍,让天堑变通途,是人类不懈的追求与梦想。一部桥梁史也是一部人类的跨越史、奋斗史。
由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桥梁博物馆,生动展现桥梁发展历史、普及桥梁科学技术知识、弘扬桥梁文化,礼赞建桥者的奋斗精神、创新精神和人文精神,映射出中国桥梁跨越式发展的无限荣光。
中铁大桥局桥梁博物馆被誉为国内首家综合性桥梁博物馆。博物馆站在桥梁行业和世界桥梁的高度,通过大量藏品、模型、图片、5D电影、全景电影、VR技术等丰富的展陈方式,呈现了世界桥梁技术的发展轨迹,全方位展示了中国桥梁的建设成就。
该桥梁博物馆由室内馆展陈及室外主题公园艺术项目组成,展览主题为:天堑变通途——古今中外话桥梁。室内馆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分为中国古代桥梁、中国近现代桥梁、世界桥梁博览、桥梁文化展示、桥梁互动体验等8个部分。
室外主题公园位于桥梁科技大厦周边广场,约2万平方米,主要由桥梁名人雕塑及艺术装置组成,成为桥梁博物馆展示内容的延伸,与室内展示内容相得益彰。
博物馆里,有一座高约五六米的纪念碑,通体为圆柱形,这是等比例模拟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管柱纪念碑。
管柱纪念碑是当年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仅存的一根大型试验管柱。当年,武汉长江大桥桥墩就是使用这种混凝土大型管柱排成圆形“围笼”而建成的。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主要难题在于基础施工,多个墩位岩面在施工水位35米以下,最初的设计是采用当时桥梁建设界惯用的气压沉箱基础施工。但是,这种技术需要工人到深水作业。在接近40米深的长江江底,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2小时,不仅效率低,而且施工风险大。在前苏联专家西林的倡导下,建设者决定采用管柱钻孔法,即将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面,并于岩面上钻孔,在孔内灌注混凝土,使其牢牢插结在岩石内,然后在上面修筑桥墩等结构物。
周恩来总理获悉后,仔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为稳妥、可靠起见,要求经过试验才能施工。中苏工程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试验,建了35个试验管柱,最终试验成功。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决定采用管柱钻孔法新技术。
武汉长江大桥有8个桥墩,除7号墩外,都用了管柱钻孔法。因为使用了先进的施工工艺,武汉长江大桥原计划4年零1个月完工,实际仅用了2年零1个月。这种方法不仅更易操作,还能加快施工速度,直到现在还在沿用。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以后,周恩来总理署名授予西林“感谢状”。1958年7月,主席同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林是一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许多东西。”
南京长江大桥兴建时,西林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自费来到南京,和昔日的同行探讨桥墩的钻探方法。197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陪同外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时表示,管柱钻孔法是西林设计的,但前苏联没有采用,我们在武汉长江大桥用了,南京长江大桥也用了,而且有发展。西林对我国的大桥建设是有功劳的。
管柱纪念碑见证了一段光辉岁月。西林长眠在莫斯科古老的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里,黑色的花岗石墓碑,正面是微笑的西林肖像,背面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图案。
展馆内,一套2米多长的白色潜水服格外显眼。当年,修建南京长江大桥时潜水班班长胡宝玲正是穿着这套80公斤重的潜水服,突破“警戒线米,做出了一项“超越人类极限的壮举”。
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完全自主设计建设的长江大桥。其正桥共有9个桥墩,水下检查、清障、电焊、切割等大量工作是在65米以下进行,超过了国际公认的用普通装置下潜60米极限深度。超过这一深度,潜水员就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氮气、二氧化碳中毒等症状。轻者反应迟钝,重者可出现昏迷,并可能发生各种危险的潜水事故。所以,国际上超过60米深度的潜水均要改变呼吸气体,使用氦氧混合气。
面对价格昂贵而紧俏的氦氧供应难题,胡宝玲对战友们说:“我看用不着氦氧,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方针,发扬大桥建设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宁愿自己多流汗,多担一些风险,也决不给国家增加一份负担。”
“水下60米,只是划分深潜水的一个分界线,而不是禁区。只要我们经过认真的锻炼和试验,就一定会攻下深潜水关。”潜水员们一致同意胡宝玲的意见,有信心采用普通装置和水下减压法去攻克“警戒线”。胡宝玲和几个骨干在总结以往水下作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有关设备和操作方法予以改进,并反复试验。
1963年年初,在7号墩的潜水作业中,胡宝玲率领潜水班十几名同志突破“警戒线米深水下作业,为我国的深水事业写下了光辉一页。后来,在海军医学研究所的帮助指导下,运用先进的科研成果,再次突破深潜纪录,下潜至71米和82米。胡宝玲勇闯生命禁区的故事,是大桥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桥精神的真实写照。
这套潜水服由原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一桥处潜水工李星辉私人捐赠。作为一名参加了几十座大桥建设的专业潜水员,当得知桥梁博物馆在征集这套设备后,他立刻回到杭州家中,取来珍藏多年的老一辈桥梁潜水工曾用过的第一代重潜设备,将其捐赠给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最主要的铁路大动脉京汉线和粤汉线在武汉被长江一分为二。在长江上修一座大桥是近代中国几代人的梦想,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第一桥”。大桥建造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施工工艺,全国最优秀的专家、最先进的设备都向武汉汇聚。
展厅内,模拟还原了武汉长江大桥钢梁施工现场,同时展出了当年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使用的铆钉风枪和一组旧铆钉,用图文及视频介绍了钢梁杆件热铆技术。武汉长江大桥上千根钢梁,需要用上百万颗铆钉一一铆合在一起。这种工艺在当时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工人们需要现场把铆钉烧到1205摄氏度左右,迅速甩到作业平台上,趁热用铆钉风枪来进行铆合。
1956年7月,正是钢梁架设的关键阶段,拼装工作却突然被终止,问题就出在铆钉上。由于经验不足,检查人员发现铆钉与孔眼之间存在最大2毫米缝隙,出现松动。如果有一个铆钉松动了,就会受力不均匀并引起连锁反应,危及桥梁安全。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项目,图的就是“百年大计”,如此高的安全性要求,每个建设者都不敢有丝毫懈怠,大桥建造考虑的首要因素就是质量。
直至1个月后,经过建设者们的努力,新的铆钉完全填满眼孔,误差小于0.4毫米,拼装工作才重启。当时一个铆钉要几块钱,先期已铆合的1万多个不合格铆钉全部弃用。
不知不觉,博物馆开馆快两年了。自2019年5月18日试运营以来,中铁大桥局桥梁博物馆接待了国内各行各业的参观者和50多个国家的外宾,参观人数达2万多人次。回忆博物馆的建设过程,有太多令我们感动且难忘的人和事。
2018年3月27日,中铁大桥局第一任总工程师汪菊潜的女儿汪昆华从清华园来武汉,亲自将汪菊潜的全国代表证、学部委员证书、聘书、计算尺等数件珍贵的物品,捐赠给正在筹建中的博物馆。
2019年4月16日,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儿子滕久昕,时隔62年带着一家老小重返武汉。一起带来的还有滕代远的一些旧物。其中,有一件物品是滕代远在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上穿过的灰色中山装上衣。“这件纯力司上衣是国家为我父亲定制的出国访问礼服。他一直不舍得穿,大桥通车典礼才拿出来穿上。”滕久昕回忆。
2019年6月12日,星辉潜水掌门人李星辉,千里“单骑”赠文物,慷慨地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中国第一代重潜设备全部捐献给博物馆。
因为他们,人们才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上的讲话手稿原件;国家视察九江长江大桥时留下的亲笔题词;芜湖长江大桥“质量宣言”的老照片;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时期的我国第一代重潜装备等。
“为我父亲骄傲,他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并为中国的桥梁事业奉献了全部身心,他的名字是荣贵德!”在桥梁博物馆留言册里,一句来自“桥二代”的亲笔留言,让无数大桥人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一件件藏品背后,是一段段感人故事,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积淀着当代中国桥梁建设者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积蓄起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的“荣贵德”,才成就了今天的中国桥梁事业。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我就从桥上走过,当时就感觉特别骄傲。今天在这里,看到祖国的建桥事业发展如此迅速,我又感到特别振奋。”2019年6月21日,秘中文化协会秘书长何莲香女士在参观完桥梁博物馆后感叹,“大桥是祖国越来越好的有力见证!”
如何莲香女士所说,馆内一件件藏品,无不印证着中国经济的伟大跨越,印证着人民生活的日新月异,印证着祖国迈向复兴的光明图景。
非常感激所有为桥梁博物馆贡献藏品的捐赠人,因为他们的无私,才能让桥梁博物馆愈发有涵养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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